话说“上山下乡”:是历史的进步
2009-04-24 00:00:00   来源:天津日报   作者:佚名   点击:

王爱英

  有媒体报道:“据专业机构调查,如今从都市迁居至乡下的英国人,数百年来头一次超过了从乡下迁至城市的人。”这则消息很有意思,因为在许多老知青心目中,上山下乡是那一代人的专利,英国人怎么也“秀”起上山下乡来了?虽然都是从城市到农村,也都称之为上山下乡,但文化背景和历史内容大相径庭,显然,英国人的“上山下乡”与“老三届”所经历的是两回事。

  众所周知,上山下乡是上世纪的事,已经过去40年了,当初一腔热血的男孩女孩,如今两鬓秋霜,渐次步入夕阳红的人生晚景。时过境迁,尘封的历史也有了不同的阐释,如果把“上山下乡”的特殊语境和特定内涵剥离出来,以比较宽泛的视角来审析,不独现在的英国人,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比较另类的上山下乡。

 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,在一千多年前从城里跑到乡下,弃官隐居,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《桃花源记》,为后人展示了一个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;陶渊明“上山下乡”时年已不惑,属中年知识分子,当然不能算“知青”,他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再也没有出仕,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境界里终老此生,是个典型的“上山下乡扎根派”。老外也有像陶渊明那样的特立独行者,19世纪中叶,美国哈佛大学有个高材生梭罗(比起“老三届”中学生,这是货真价实的“知识青年”),告别人们向往的城市生活,独闯大自然,住进自己搭建的小木屋,开创了美国版的世外桃源——《瓦尔登湖》,同时也延续了陶渊明所憧憬的田园梦想。

  不过,离群索居的梭罗与愤而还乡的陶渊明,其行为均属精英化的个体范畴,而且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,是人生追求、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个案,所以比较特殊,距我们也很遥远。19世纪70年代,俄国民粹派发起的“到民间去”拯救农民的乌托邦运动,无论内容还是形式,看上去并不陌生,理解起来也几乎没有距离。民粹派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高峰时竟达数千人之多,其中大部分是放弃优越生活的贵族子弟,而俄罗斯农民并不认同这些人,于是这种空怀梦想、不切实际的上山下乡几个月后便以失败告终。

  近一两百年来,美国西部的移民开发,前苏联在其东部地区的垦荒运动以及建共青城等重大举措,也都可归属于“上山下乡”一类。

  如今,通过各种渠道去农村的城里人日见其多。我有位朋友是公务员,提前退休了,过腻了大都市的生活,于是就跑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农村转包了几亩地,来个第二次下乡,悠哉闲哉地过起田园生活来。朋友的本意不是到农村去搞生产经营,他就是想找块庄稼地活动活动筋骨,呼吸呼吸田野的空气,回味回味插队的生活。用他的话说,一点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,因为兜里有退休金。然而,始料未及的是,三五年一晃而过,一不留神他的规模越来越大:本来有间土坯房暂栖身,现在青砖瓦房盖起了一大溜儿,高门大院,在当地绝对算是豪宅;转包的土地成倍翻番,几亩变成了一百多亩,最初只种点小麦和土豆,而今糜子胡麻莜麦葵花,什么稀罕种什么,许多商家有订单;猪羊鸡牛是自己养的,鸡蛋牛奶都是现成的,想吃什么蔬菜就到大棚里去摘;朋友好打猎,光细狗就有二十多条,他带着我到荒滩里撵兔子的时候,那阵势气派得令人羡慕。

  朋友不知道梭罗和民粹派,但知道陶渊明。晚年的陶渊明“安贫守贱”,日子过得有些狼狈,不免求贷或接受周济;朋友比陶渊明强多了,兜里揣着旱涝保收的退休金,还有那么一大片土地,长工短工都雇,跟解放前的地主老财差不多。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但朋友说累,说就像是上了贼船,身不由己,想下也下不来了。

  我觉得奇怪,何以有如此心态?朋友说本想玩玩票,结果把自己套上了,像那些订单啊合同啊各种经营啊,还有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啊,搞起来挺麻烦的,你都得惦着啊!

  想想也是。西哲有言: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。朋友现在的状态,与过去下乡插队不可同日而语,不仅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,农村也不是过去的农村了。

  今天不能复制昨日的故事,21世纪也无法克隆20世纪的上山下乡,表面上看着很相似的东西,其本质未必相同。现在的上山下乡(姑且这么说)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,没有了政策性的统筹分配,到农村去是多元化、多形式、多价值取向的选择——青年志愿者、大学生当村官、城里人在乡村买房子包地、老知青回第二故乡投资、捐款、援建希望小学以及做生意等等,凡此种种,都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——个人的选择。

  个人选择的上山下乡,是当今社会的特点,也是历史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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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“上山下乡”:是历史的进步

时间:2009-04-24 00:00:00

王爱英

  有媒体报道:“据专业机构调查,如今从都市迁居至乡下的英国人,数百年来头一次超过了从乡下迁至城市的人。”这则消息很有意思,因为在许多老知青心目中,上山下乡是那一代人的专利,英国人怎么也“秀”起上山下乡来了?虽然都是从城市到农村,也都称之为上山下乡,但文化背景和历史内容大相径庭,显然,英国人的“上山下乡”与“老三届”所经历的是两回事。

  众所周知,上山下乡是上世纪的事,已经过去40年了,当初一腔热血的男孩女孩,如今两鬓秋霜,渐次步入夕阳红的人生晚景。时过境迁,尘封的历史也有了不同的阐释,如果把“上山下乡”的特殊语境和特定内涵剥离出来,以比较宽泛的视角来审析,不独现在的英国人,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比较另类的上山下乡。

 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,在一千多年前从城里跑到乡下,弃官隐居,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《桃花源记》,为后人展示了一个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;陶渊明“上山下乡”时年已不惑,属中年知识分子,当然不能算“知青”,他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再也没有出仕,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境界里终老此生,是个典型的“上山下乡扎根派”。老外也有像陶渊明那样的特立独行者,19世纪中叶,美国哈佛大学有个高材生梭罗(比起“老三届”中学生,这是货真价实的“知识青年”),告别人们向往的城市生活,独闯大自然,住进自己搭建的小木屋,开创了美国版的世外桃源——《瓦尔登湖》,同时也延续了陶渊明所憧憬的田园梦想。

  不过,离群索居的梭罗与愤而还乡的陶渊明,其行为均属精英化的个体范畴,而且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,是人生追求、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个案,所以比较特殊,距我们也很遥远。19世纪70年代,俄国民粹派发起的“到民间去”拯救农民的乌托邦运动,无论内容还是形式,看上去并不陌生,理解起来也几乎没有距离。民粹派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高峰时竟达数千人之多,其中大部分是放弃优越生活的贵族子弟,而俄罗斯农民并不认同这些人,于是这种空怀梦想、不切实际的上山下乡几个月后便以失败告终。

  近一两百年来,美国西部的移民开发,前苏联在其东部地区的垦荒运动以及建共青城等重大举措,也都可归属于“上山下乡”一类。

  如今,通过各种渠道去农村的城里人日见其多。我有位朋友是公务员,提前退休了,过腻了大都市的生活,于是就跑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农村转包了几亩地,来个第二次下乡,悠哉闲哉地过起田园生活来。朋友的本意不是到农村去搞生产经营,他就是想找块庄稼地活动活动筋骨,呼吸呼吸田野的空气,回味回味插队的生活。用他的话说,一点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,因为兜里有退休金。然而,始料未及的是,三五年一晃而过,一不留神他的规模越来越大:本来有间土坯房暂栖身,现在青砖瓦房盖起了一大溜儿,高门大院,在当地绝对算是豪宅;转包的土地成倍翻番,几亩变成了一百多亩,最初只种点小麦和土豆,而今糜子胡麻莜麦葵花,什么稀罕种什么,许多商家有订单;猪羊鸡牛是自己养的,鸡蛋牛奶都是现成的,想吃什么蔬菜就到大棚里去摘;朋友好打猎,光细狗就有二十多条,他带着我到荒滩里撵兔子的时候,那阵势气派得令人羡慕。

  朋友不知道梭罗和民粹派,但知道陶渊明。晚年的陶渊明“安贫守贱”,日子过得有些狼狈,不免求贷或接受周济;朋友比陶渊明强多了,兜里揣着旱涝保收的退休金,还有那么一大片土地,长工短工都雇,跟解放前的地主老财差不多。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但朋友说累,说就像是上了贼船,身不由己,想下也下不来了。

  我觉得奇怪,何以有如此心态?朋友说本想玩玩票,结果把自己套上了,像那些订单啊合同啊各种经营啊,还有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啊,搞起来挺麻烦的,你都得惦着啊!

  想想也是。西哲有言: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。朋友现在的状态,与过去下乡插队不可同日而语,不仅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,农村也不是过去的农村了。

  今天不能复制昨日的故事,21世纪也无法克隆20世纪的上山下乡,表面上看着很相似的东西,其本质未必相同。现在的上山下乡(姑且这么说)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,没有了政策性的统筹分配,到农村去是多元化、多形式、多价值取向的选择——青年志愿者、大学生当村官、城里人在乡村买房子包地、老知青回第二故乡投资、捐款、援建希望小学以及做生意等等,凡此种种,都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——个人的选择。

  个人选择的上山下乡,是当今社会的特点,也是历史的进步。